中国学术发展到清代达到了一个高峰期，正如梁启超先生在《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里评价的，堪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比。在众多的清学大师里面，要论百科全书式的通儒，其实也不多见，但焦循不仅能称得上是一位通儒，而且影响深远，堪称一代宗师级的人物。
焦循 字里堂，江苏扬州人，曾中过举人，后弃科举，托足疾在家十余年，博闻强记，于经、史、历、算、声韵、训诂之学均有研究。另外，对诗词、医道无不贯通。搜求故友遗书，孜孜不倦，其藏书处有“雕菰楼”，大学者阮元称有“湖光山色之胜”。 并写有《通儒扬州焦君循传》传世，称其学“精深博大，名曰通儒”，世谓不愧云。
焦循早年天资聪明，家学渊源。史书记载他，“少颖异，事父母以孝闻，服丧尽礼。”焦循玄祖焦文科，曾为江都刑房吏，以慈祥仁爱著称，常救无辜于水火之中，清正廉洁，未尝妄受一钱。高祖焦明旸，为人忠厚礼让。曾祖父焦源，性情醇笃，莫与人争。祖父焦镜，生性厚实，广施仁爱，从不与人计较得失，甚至以德报怨，深受乡邻爱戴。而焦循父亲焦葱，亦是乐善好施之人。焦循父亲曾对他说：“吾家世世以忠厚退让为法。”
焦循父亲曾给他留下了二十七条治家教子训诫的格言，如“学颜子者学其虚心，又当学其立志”；“处己接物，必要正大磊落，不独免为人鄙，亦且免为人疑，否则不足立名，亦不足保身”等，对焦循一生的行止影响很大。
焦循一生没做过什么官，大多岁月只是读书和搜集各类古书典籍进行研究。因在少年时代就显露出治学的天赋而被当时的学政阮元看中，并招为女婿。
焦循的学术贡献大体上可以分为三部分，即易学、孟子研究和数学，另外还涉及一些其他领域如医学和戏曲理论等。
先说焦循的易学研究。周易是“群经之首”，历朝历代对周易进行研究的学者数不胜数，成果和各类说法也可以称得上浩如烟海。焦循对周易的研究可以说是伴随终生的，他幼承家学，再加上，“遍求说《易》之书读之，撰述成帙。”有一年，焦循得了重病，“以《易》未成为恨。病廖，屏他务，专治此经，遂成《易通释》二十卷”。“自谓所得悟者，一曰“旁通”，二曰“根错”，三曰“时行”。”焦循的易学别具一格，本质上属于象数一派，在当时就有争论。李慈铭曾指责焦循的易学是“貌为高简，故疏者概视为空论耳。”
其次，是孟子研究。在这一方面就不仅是终生性的事业，而且还加上了他的儿子一起努力。他在1818年12月就开始编撰《孟子正义》一书。在方法上，焦循先编订《孟子长编》十四帙。后再就《长编》所录，损益增删而成《孟子正义》草稿三十卷。到1820年焦循去世，未及完成《孟子正义》之誊校工作。由儿子焦廷琥续校《孟子正义》。到1821年2月，焦廷琥也去世了。最后，由焦循之弟焦征将《孟子正义》付梓印行。
焦循的学术贡献还有一部分是数学，由于他的独特贡献而被写入《畴人传》。焦循“思深悟锐，尤精历算之学”。撰有《释弧》三卷，《释轮》二卷，《释椭》一卷，《加减乘除释》八卷，《天元一释》二卷，《开方通释》一卷，又命其子琥作《益古演段开方补》以附《里堂学算记》之末。
焦循在学术观念和治学方法上，强调“经学非考据”，易学释经及“惟经学可以言性灵”等，充分体现出了兼采汉宋、以人为本、回归原典的思想。 焦循对汉学名之为“考据学”特别反感，多次指陈“考据”之无据，认为纯粹的考据只能被视之为“补苴掇拾”之学，务碎琐，难识大体。基于这样的认识，焦循返躬自身，尝试以义理之学去弥补汉学的不足。
焦循为人质朴，甘于平淡的生活，终生以读书研究为志业。他曾说，“家虽贫，幸蔬菜不乏。天之疾我，福我也。吾老於此矣！”于五十八岁的时候去世。
他写有一首《赠渔父》明志：“烟水菰芦一钓横，偶然相遇说平生。姓名本未传人世，不用逢人变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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