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初，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离开皖南泾县云岭时，为方便行军，将8个新四军后代留在了云岭老百姓家中。皖南事变后，这些孩子成了国民党顽军捕杀的对象。当地百姓不惜流血牺牲，全力保护孩子。但最终这些孩子或被抓被杀，或因病夭折，只有一个孩子活了下来，她就是文中的孟皖留。?
北移前留在了云岭?
我的亲生父亲孟星野、母亲李辛渠是新四军军部的干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在县城读中学的父亲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后受党组织派遣参与上海互济会、上海学联、中央特科等的活动；母亲李辛渠也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们二人结婚后同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工作。父亲的妹妹孟非在组织安排下，也调入中央特科。1933年春，父母和姑姑三人在上海八仙桥开了一家炒货店，作为秘密联络站，为党的地下工作作出了贡献。1937年，新四军组建，父母亲调到新四军军部工作。
孟皖留生父孟星野
1938年春，新四军军部进驻泾县云岭，中共中央东南局、政治部、战地服务团等也分驻在云岭山脚下的几个村子。父亲在政治部，母亲在战地服务团，1939年生下了我。母亲忙于革命工作，不能很好地照顾我。组织上经过调查，选中了云岭农民詹顺子家。詹顺子的孩子在出生7天后因患麻疹不幸夭折，妻子詹刘氏刚好还有奶水。于是组织就同詹顺子商量，能否请他的妻子给我喂奶。詹顺子痛快地答应了。
我在詹顺子夫妇精心喂养下，一天天长大。父母亲喊詹顺子夫妇“大哥、大嫂”，一有空就来看我，并帮着詹家干活。詹顺子两口子开始喊我父母亲“孟同志、李同志”，后来就喊“老孟、老李”，两家亲如一家人。
1941年1月初，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奉命北移。考虑到北移途中危险重重，父母决定把还不到两岁的我留在云岭老乡家。母亲与陈毅夫人张茜等商量后，给我起名“皖留”，既有新四军把孩子、把心、把情留在皖南之意，又有皖南几十万父老对新四军撤离的依依不舍、“挽留”之情。因当时情形紧张，养父母没听准，把“皖留”听成了“万牛”。为安全起见，替我改姓詹，喊我“詹万牛”。
1月4日深夜，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云岭。
成为捕杀的重点对象
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行军到泾县茂林时，遭国民党重兵包围阻击，日寇飞机以12架的大编队，飞临茂林上空，为国民党顽军反共行径助威。新四军奋起反击，激战七天七夜，直到弹尽粮绝后才分散突围。
蒋介石调重兵搜捕突围的新四军，新四军留下的孩子也成了其重点捕杀的对象。当年新四军留下的孩子几乎都难逃厄运。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干部马莲珍在军部北移前把一个不满两岁的孩子托付给了家住云岭董村的妇抗会成员余来娣。皖南事变后，余来娣带着孩子东躲西藏，逃过了敌人的多次搜捕。过了一段时间，看国民党军撤走了，才带着孩子回家。但刚走到村里就被人出卖了。余来娣抱起孩子就往村外跑。国民党反动派赶到她家，扑了个空，就放火烧了她家房子。余来娣带着孩子流浪外地，靠讨饭度日，担惊受怕，饥一顿饱一顿。孩子5岁那年，因饥饿、生病，最终还是夭折了。
新四军军部旧址
有位老大爷受新四军托付，照顾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国民党顽军知道后，把他抓去百般折磨，逼他交出新四军的孩子。老大爷宁死不交，顽军佯装放了他，暗中派人监视。一日，顽军包围了老大爷的家，从屋子里搜出了两个孩子，要他指认。老大爷谎称新四军的孩子是自己的亲孙子，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孙子被浇上汽油活活烧死。
为躲避风险，养父把我送到中村乡郭峰村的妹妹家暂养。郭峰村再往里就是深山老林，交通闭塞，外面人很少去那里。等国民党军队逐渐撤走了，养父才去郭峰村把我接回了云岭自己的家。但那时的云岭已成为国民党的天下，反动派及密探并没有停止活动。
一天，国民党军警突然封锁了通往村外的所有路。养父听到消息后，赶紧把我藏到小阁楼。不久，反动派就闯进了詹家，勒令詹家把“小新四军”交出来。一番搜查后，一无所获，便把养父吊在房梁上抽。养父几次被打得昏死过去，但坚持说孩子是自己亲生的。养母在一旁哭着苦苦哀求，但反动派不为所动。养母跑到村里挨家挨户跪求乡邻。乡亲们愤怒了，跑到詹家用自己的脑袋作“联保”，说孩子确实是詹家的。反动派怕犯了众怒，悻悻收场。
养父母冒着风险抚养我长大。可那年月，天灾人祸、地租苛税，全家人实在活不下去了，养父就把14岁的大女儿送给人家当童养媳，把比我小两岁的三女儿也送了人。一锅野菜粥，全家人喝稀汤，把有限的几粒米留给我。敌人一来，养父就背起我上山，藏到云岭的深山老林中。在詹家人的精心呵护和全村父老的掩护下，我活了下来，并迎来了云岭的解放。
寻找亲生父母
解放后，曾有一个穿军装的人到云岭打听当年新四军留下的孩子的情况，可养父对来人不摸底，不敢把我随意交给陌生人。
后来，局势稳定了，养父确认是当年的新四军回来了，就搁下农活，7次到邻村寻访当年跟着新四军去打鬼子的人。又借款上路，领着我到处打听我亲生父母的下落，每到一处就说“我家詹万牛是新四军老孟、老李夫妇的孩子”。还通过当年妇抗会主任张妈妈的关系，找到芜湖军分区，后又去了省城合肥，在《安徽日报》刊登《寻亲启事》，可惜把“皖留”写成了“万牛”，所以一直没有音讯。
孟皖留
从此以后，我继续叫詹万牛。养父母按照当地的习俗，还打了一个铜项圈戴在我脖子上，为的是把这颗“掌上明珠”永远“套”住。1951年，养父母全家省吃俭用，6个兄弟姐妹都下地劳动，唯独让我去上学。这时，中央老区访问团来到云岭，养父又把我的情况向访问团讲了。访问团回到北京后，通过陈毅夫人张茜等当年在云岭战斗过的老同志回忆，基本确认我就是孟星野和李辛渠的孩子。
当时访问团告诉我们的情况是：父亲孟星野在军部北移时转战到了江北，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在皖北解放区担任公安局局长。1946年，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孟星野率地方武装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在盱眙县遭敌人围困，突围中壮烈牺牲；母亲李辛渠在皖南事变中也成功突围，但下落不明。
1952年春节刚过，两名芜湖军分区的军人就来到詹家。他们告诉养父，已确认我是革命烈士孟星野的孩子，应享受烈士子女待遇，可以去南京干部子弟学校读书。那天晚上，养父母辗转反侧，老两口最终下了决心，拿出我亲生母亲李辛渠留下的相片、绒毯等，向我说明了一切。其实，我也没有睡着。十几年朝夕相处，这份情、这份爱，让我如何割舍？
去供给制学校读书
到南京后，组织替我改名“孟烈”。学校是供给制，吃住穿都是国家发。虽去了南京，但我心里仍牵挂着云岭的养父母，牵挂着那片养育了我十几年的土地。那时学校每月发给我20元生活费，我只留下8元，其余的都寄给养父母，以贴补家用。一到寒暑假，就恨不得立即飞回到云岭的养父母身边。
养父母也搁不下对新四军孟家两口子和他们后代的牵挂。他们仍千方百计地打听我生母的下落。每逢学校放假或开学，养父总要亲自接送我。接时，为闺女背行李；送时，带上大包小包的土特产。那份朴实、深沉的爱，胜似血浓于水的亲情！
再回泾县报养恩
初中毕业时，我本可以继续读高中或留在南京工作。可我总是想着养父母老了，需要有人照顾。最终，我决定回云岭乡村，回到我长大的地方，回到新四军父辈们为打江山献青春、献骨肉的革命老区。
经学校领导批准，我回到泾县读书。那里离家近，可以带米带菜到学校，这样就可以省出一些钱来接济家庭。初中毕业后，我早早就参加了工作，每月工资27元5角，我只留13元钱、8斤粮票，其他全交给养父母，像当年詹家抚养我一样，回报詹家，回报云岭的父老乡亲。
《人民日报》记者听闻了我的事迹，来泾县采访我，以《父母》为题写了一篇报道，刊在1962年8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之后，我收到一封发自南京农业大学的信，写信人正是我的亲生母亲李辛渠。
那时，母亲已改名李辛，并与父亲孟星野的战友李寅生结婚。全国解放后，李寅生担任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党委书记。李辛担任南京农业大学党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兼人事处处长。当李寅生看到《父母》这篇报道后，告诉李辛，从报道的情况看，很像是她和老孟的孩子，就是名字不对（报道中我的名字写的是“孟烈”，孟星野写成“孟新月”，李辛渠写成“李新素”）。母亲立即给泾县县委写信，查明相关情况后，才知道自己的女儿还活着，给我写来了这封信，让我速到南京团聚。
1962年10月，养父送我到了南京，让和我的亲生母亲李辛渠见了面。战争中出生入死的刚强的母亲，拉着已长成大姑娘的亲生女儿的手，再也忍不住泪水，坚决要把我留在身边，弥补多年对我的亏欠。
生母、继父都是高干，条件相当好，和他们一起生活，我的前途可能会一片光明。云岭的养父母、大哥也都支持我留在生母身边。可我总惦记着云岭的乡亲们，舍不下养育我近20年的詹家。最终，和生母商量后，我又回到了云岭，回到了养父母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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